2013年11月27日 星期三

我遞交飛航計畫書 綠委批遞投降書

我遞交飛航計畫書 綠委批遞投降書 【11:09】

新聞圖片
中國片面宣布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,交通部長葉匡時在立院答詢,坦言向中國、日本雙方都遞交飛航計畫,被立委痛批。(資料照)
〔記者黃立翔/台北報導〕中國片面宣布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,交通部長葉匡時在立院答詢,坦言向中國、日本雙方都遞交飛航計畫,被立委痛批「遞交投降書」,葉匡時反駁「是依照國際民航慣例」,仍被立委圍剿「沒有骨氣!」

 交通部長葉匡時答詢,解釋防空識別區無涉領土、主權,為了保護飛航器安全,我國與菲律賓、新加坡作法一樣,會提交飛航計畫給中國,中國民航公司一樣要將飛航計畫交給我方,多發一些訊息到其他國家比較有利於飛航安全。

 葉匡時補充,中國此舉不夠明智易引起無謂紛爭,我方遵守國際民航組織做法也是合理作為,全世界共有20多個防空識別區都是片面宣布,中共是不明智做法。他的答詢立即引起立委不滿。

 立委李昆澤表示,東海防空識別現狀已維持60多年,中國日前片面重劃,涵蓋大部分東海海域,揚言不提供飛航計畫就採取緊急防禦性處置,對台灣國安造成衝擊,已經形同軍事擴張。

 李昆澤說,日本國土交通省,已對日本航空公司勸導不要遞交飛行計畫書,交通部卻乖乖遞交飛航計畫書給中國空管局作業中心,這樣有辱國格,「民航局廢掉好了,統一交給中國空管局好了。」

 立委管碧玲則抨擊,「中國此時派員訪台,民航局副局長李萬里則帶團赴中,中共值此時出招,顯得我方非常軟弱」。

 立委葉宜津則批,向來先有主權才有防空識別區,此舉是乖乖遞送投降書,「馬」上投降。

 蔡其昌質疑,若不涉主權,日韓與美國不願通報?難道中華民國沒有戰略考慮?沒必要中國打個噴嚏,我們就送急診,我國與星、馬狀況完全不一樣,美、日、韓不遞交,就是不遵守民航組織慣例?態度不應該怯懦,弱者連抗議的態度、骨氣都沒有令人無法接受。

2013年11月18日 星期一

國民黨運到台灣的黃金,於1950年9月,就已經花光光

轉載source: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台灣史101問──書評(9)

新聞報導 -
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  
2013-11-18

(source: 《台灣史101問》,頁329。上圖,用直升機空運美援物資。下圖,抵達台灣的美援物資。)
*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

國民黨運到台灣的黃金,於1950年9月,就已經花光光。

根據曾長期擔任蔣介石總統侍從官的前主計長周宏濤的回憶錄,國民黨帶來的黃金,因支付軍餉,在來台第二年的1950年9月就用完了!他提到,1950年6 月7日,中央銀行總裁向蔣介石報告指出,1949年以來運至台灣的國庫存金(國家所有,非國民黨所有),共375萬5千多兩,但至當年5月底,共耗掉 321萬2千多兩,僅剩54萬2千多兩。周宏濤回憶錄指出,由於美援斷絕,加上退入台灣60萬大軍的龐大開支,讓已捉襟見肘的國庫存金迅速消耗。消耗存金 最大宗為軍費,平均每個月必須撥付58萬兩,在1950年9月就花光了。周宏濤表示:「長久以來,國內外以為政府希來台灣的黃金數量龐大到花用不盡,可為台灣未來發展『奠基』,其實不然。

再說,此時中國大陸上經濟崩潰,台灣受累,大批軍民逃入台灣,人口驟增,給台灣社會極大壓力。終戰初,台灣人口僅600多萬人,但從1949年到1952 年的7年間,台灣共增加了約200萬人,其中僅1949到1950年的大逃亡,就進入了軍民約100萬人之多。這些突然湧入的人口,又不是第一線生產線上 的人口(雖然其中移入一些高級技術人員,但因當時台海兩岸工業結構不同,並不能馬上符合當時台灣產業結構的需要),因此台灣一時要承受的經濟壓力極大。人 口開始大增的1948和1949年,也是台灣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。1946年6月,台灣的物價指數,以是「光復」之初的7千多倍。令人難以忘懷的「四萬 元換一元」的新台幣發行,也在此時開始。

所以,台灣此時突然湧進這麼高比例的人口,所承受的經濟與社會壓力,豈是區區70噸黃金所能紓解?

再者,關於「有蔣介石來台統治,台灣才有建設與繁榮」之說,全然昧於台灣歷史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323-324。

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邪惡紀錄,數也數不清。

1952年到1953年間的鹿窟案,是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中,最大的一個案件。1952 年12月28日到1953年3月之間,憲警破獲陳本江等中共地下黨人在台北縣鹿窟山區的武裝基地,共計183人被捕,其中,被槍決者有36人,被起訴的 97人。遺憾的是,受難者大部分是農民或礦工,多數未受教育或僅受日本公學校教育,並多為父子、父女、母子、兄弟或親戚,這些純樸百姓,卻在政治風暴中蒙 冤受難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350。

1950到1965年牽涉台灣共和國的案件。因響應廖文毅在海外從事的台灣獨立運動,黃紀男、廖史豪、鐘謙順等一、兩百人被捕,其中有人三度入獄、兩度入獄,並徘徊在死刑、無期徒刑,與有期徒刑之間。

1961年陳智雄案。擁有八國語言能力的陳 智雄,在協助印尼的獨立,並經過一段流亡過程之後,投入廖文毅在日本從事的台灣獨立運動。不料於1959年,遭國民黨統治當局在日本的情治人員挾持,以外 郵袋運回台灣。陳智雄拒絕國民黨給予每個月5千元及台灣省政府參議職位的賄賂,最後遭槍決。

1961年蘇東啟案。台灣警備總部以台獨罪名,羅織縣議員蘇東啟以及雲林縣地方人士百餘人入罪。蘇東啟、張茂鍾、陳庚辛曾一度遭判死刑,後改判無期徒刑。

1962年「台灣獨立聯盟」案(「興台會」案)。原先是以陳三興為首,結合多位高雄中學初中部二年級學生,以「創見台灣永久中立國」為宗旨組成秘密組織, 次年更名為「台灣民主同盟」,繼而發展為「台灣獨立聯盟」,1962年5月,國民黨當局展開緝捕行動,聯盟成員一一遭到逮捕。

1964年彭明敏教授與兩名學生謝聰敏、魏廷朝的「台灣人民自救宣言」案。彭明敏師生準備印發傳單,提出「一中一台」主張,呼籲「不分省籍,建設新的國家,重新制定憲法,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,重新加入聯合國」,不料事跡敗露,被捕下獄。

其他如1967年的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,1970年江炳興泰源監獄案,乃至到1987年的蔡有全、許曹德案,皆屬台灣獨立運動的案件。

1954年林瑞昌、高一生、湯守仁案。阿里山鄒族的菁英高一生(吾雍雅達烏猶卡那)、湯守仁,以及復興鄉泰雅族菁英林瑞昌(樂信瓦旦),為了族群自治而奔走,不幸遭當局處決,禍延多人,並及後代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351-352。

黑金黨國政權,到阿九執政,特別有恃無恐。

國民黨在黨政不分的黨國體制下,擁有多項特權,使其黨營特許事業坐大,黨產資本不斷累積。國民黨黨營事業七大控股公司之架構在1992年成形,分別為中央 投資公司、光華投資公司、啟聖實業投資公司、悅升昌投資公司、景德投資公司、建華投資公司、華夏投資公司。七大控股公司投資事業領域各有分配,經營的行業 橫跨金融、石化、電機、水泥、電子、瓦斯、鋼鐵、建築、租貨、製藥、環保、橡膠、投資和紙業等。根據《拍賣國民黨--黨產大清算》於1999年的統計,這 七大控股公司總共主控66家企業(包括八家上市上櫃公司以及58家未上市公司),轉投資企業超過300家,其中有資料的43家主控公司,總資產超過6千億 元,淨值超過2千億元;如此雄厚的資產,便是國民黨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。(詳見梁永煌、田習如等編著,《拍賣國民黨--黨產大清算》,頁149)張清溪等經濟學者在1991年提出「黨國資本主義」概念,解構台灣的經濟體制,認為「國庫與黨庫之間的利益輸送,都在『黨國一體』的口號之下,被不當的合理化」。(詳見張清溪等著,《解構黨國資本主義》再加上透過減免稅捐、黨職併公職,以及政府委辦補助,佔盡天下便宜。

當國民黨霸佔的公地國產開始遭到指謫後,他 們透過政治力,讓政府不得不將被霸佔的國產國土透過贈與或給予租權,再賤賣給國民黨,所以霸戰公地公產部分幾乎已被後來政治性的贈與、租用或承購所掩蓋。 這些強站取得、贈與取得、廉價購得的黨產,到了馬英九擔任黨主席後又遭變賣,成為他們黨費的一大財源。

這個擁有諾大黨產的政治集團,其「既得利益圈」的涵蓋面甚廣。可以廣納各方面貪圖利益的投機政客與短視的民眾,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大隱憂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362-363。
(未完待續,撰於2013/09/09)
 

2013年11月15日 星期五

記憶 永遠都在?


(截圖自 Kingston 網站

有時候,一個晚上,看似幾件不相干的事,串連起來,又可以是一個Amazing Grace(奇異恩典)。

幾天前看到有人在facebook貼了一個記憶卡製造商拍攝的微電影,看到片長7分多鐘,場景又是在國外,所以就skip過去了這個影片。facebook轉貼的人也不多。

今天晚上看到有同修在facebook轉貼了一則新聞「9190片磁磚MIT手工搭景 超擬真倫敦地鐵廣告催淚到爆」,說這一個真實事件改編微電影的場景與影音都是在台灣完成,我才有耐心地看完這個微電影。

這個微電影的內容大概就是在講某位女士每天都盛裝到月台坐著,但卻都不搭車,原因是因為月台廣播那句「Mind the gap」(小心月台間隙),是她已故丈夫所錄製的聲音,她每天到車站就是為了聽那句「Mind the gap」,懷念丈夫的聲音。直到有一天車站換新系統,「Mind the gap」這句話也換成別人新錄製的聲音,故事結局請自行觀看......

在看到這個微電影的幾分鐘前,在facebook看到同修重新貼上2004年台灣神追思音樂會「啊 !父親」這首歌的演唱片片段。



比我更早期進入台灣神道的志工提到「這場台灣神追思音樂會,聲樂家阮文池演唱的歌曲之中,詮釋「啊!父親」最令人動容,阮美姝的詞、郭芝苑的曲,更重要的是歌曲的背景與228有關。

歌詞原是阮美姝思念父親阮朝日(《台灣新生報》總經理)所寫的短詩,郭芝苑深受感動而進一步譜曲。」

郭芝苑是台灣極具才華的本土前輩音樂家,2013年回到天上報到。

阮美姝女士為了父親阮朝日在228的犧牲,努力蒐集保存史料,後來並拍攝228紀錄片《幽暗角落的泣聲(228事件慘案紀實)》,而身體受傷的阮美姝女士,最近又要在自宅舉辦「一九四七年消失的新聞界菁英」展示會。我想阮女士要做的不僅是對父親的追思記憶,而是要讓台灣人"不遺忘"。

米蘭.昆德拉(Milan Kundera)說過:「人們對威權的抵抗,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抵抗」。(“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”)。

國民黨來台灣之後,最喜歡做的一件事,就是剝奪台灣人的歷史記憶,從摧毀日治時期歷史建築,強迫平埔族人變成漢人,禁講方言,修改教科書......,看完那個記憶卡公司感人的微電影,台灣人是否會想到國民黨就是那個最常奪去台灣人記憶的土匪?

最近,前駐日代表許世楷大使與夫人盧千惠女士出版了一套有聲書叫做《阿媽阿公講予囡仔聽的台灣故事》,我也買了一套,最近晚上都在聽,許大使與盧女士講的古,真的很有阿公阿嬤的味道,所以我也常聽到睡著,之前「蛇郎君」的故事總是沒聽完,今晚總算翻書+聽CD,才了解「蛇郎君」故事隱喻傳承的重要性。

一個晚上,從「蛇郎君」到「啊 !父親」到微電影,讓我再度體會到,記錄保存的重要性,雖然保存記錄的效果往往不能立竿見影,但卻可能是日後骨牌效應中不可或缺的一塊骨牌。

網路與科技時代,大家要善用這些產品與通路,聚沙成塔,當個有記憶的台灣人吧!不要再當無根之民了。

2013年11月14日 星期四

台灣人與中華民國的國父,沒有交集

轉載 source: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台灣史101問──書評(8)

新聞報導 -
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  
2013-11-14

(source: 《台灣史101問》,頁320。中華民國的範圍與台灣。)
*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

中華民國,國不成國,阿石太自私自利,好面子、死不認錯。

台灣固然承接「中華民國」的名號,但其內容卻和原來的中華民國迥然不同。1912年開國時的中華民國,其範圍是所謂的「秋海棠」,並沒有包括台灣;但 1949年以後稱謂叫做「中華民國」的,其統治範圍卻只有台灣,而沒有「秋海棠」。國號雖然相同,但其範圍則適巧相反,在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,在 1949年結束後,幾乎失去了他原先建國時的絕大部分領土(只剩下金門、媽祖、一江山……等大陸周邊小島),原先代表範圍僅限於「秋海棠」(不包括台灣) 的「國旗」,在1949年之後卻只能拿到原本不在其代表範圍之內的台灣插掛。「國歌」(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)亦是如此。至於,在「秋海棠」醞釀,專為 「秋海棠」設計的《中華民國憲法》,自1949年底以後,也只能拿來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套用,再配上凌駕在此部憲法之上的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」,使得此後台灣的政治體制衍生出許多癥結。雖然有人說,台灣在1949年10月25日到1949年底之間,已經納入中華民國範圍。然而,此一時期的 台灣,牽涉所謂「地位未定問題」,為各方論者所爭議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296。

打倒台灣士紳、再幹掉農民的土地改革。

土地改革的積極推動,不僅讓國民黨政府在農村贏得美名,在經濟發展上有所助益,而且在政治上,更有利於統治。土 改以前,台灣鄉村的政治權力及社會領導,大都操在少數鄉紳地主手中,他們都是仰給於地租的地主階級。他們的特殊地位與權力的源泉,也是來自土地,自然容易 成為地方領袖。經由土地改革使地主失去了權力基礎,退入台灣的國民黨政權,無形中減少反對勢力的潛在來源,影響台灣地方政治的權力結構。(詳見楊照,〈沉澱發酵的歷史記憶〉;許極燉《台灣近代發展史》)

由於地主階級是本地的,因此外來統治者的國民黨政府,對於「地主」的界定採取寬鬆的定義,凡是「以土地出租予他人耕作之土地所有權人」,都被界定為地主 (根據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六條規定)。這麼一來,到了1953年進入「土地改革」第三階段時,國民黨政府就可以大肆徵收許多擁有小面積耕地的「地主」的 土地,許多共有出租耕地的業主,更因此陷入窘困。(詳見徐世榮〈台灣土地改革的虛與實〉)若以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上統治時期的地主計算標準,台灣絕大多 數的農戶,根本不夠資格稱為地主,但來台後的國民黨,卻可以順利放手那麼多的地主進行「土地改革」,其道理與關鍵所在,就在於外來統治者與本土地主的關係 上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300。

違反國際公約的中華民國,阿石集團是也。

1945年8月中,日本投降,盟軍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授命中國國民政府軍赴台,代表盟軍佔領台灣,中國國民政府則宣佈台灣成為「中華民國」領域,台灣居民成為「中華民國」國民。這在國際法上來看,是有可議之處。戰後英、美、法、蘇等,也曾佔領了德、義、東歐、日本等,但那些被佔領國,都未成為佔領國的領域,何獨台灣成為佔領國的領域?是否因為1943年所謂「開羅會談」,聲明戰後要將台灣歸屬「中國」之故?

依國際法,軍事佔領不變更被佔領地的主權,任何領土的變更必須以正式條約為之(1941年《太平洋憲章》甚至規定不符合居民意願的領土變更不得為之),中國國民黨政府上述宣布是違反國際法的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307。

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,其主權當然由繼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。因此,如果將台澎地位解釋為依開羅會議、〈波茨坦宣言〉,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,則繼承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必擁有台灣主權。

開羅會議的公報既然沒有國際法效力,不能決定台灣地位歸屬,何以終戰後台灣人卻熱烈慶祝「光復」?以當時台灣內外環境看,雖然台灣還未經由對日和約的簽訂 來決定其歸屬,但不論是美國、中國,或是台灣的大部分社會菁英,都有默契,即認為將來對日和約簽訂時,必將台灣歸屬中華民國。哪知道對日和平條約還未及簽 訂,而中華民國卻已在1949年底敗亡,其政府則逃退到地位尚未確定的台灣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309。

台灣人與中華民國的國父,沒有交集。

孫文去世後,被中國國民黨奉為「國父」,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,這個觀念,完全是封建意識,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,而且與歷史史實不符。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始終,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,但即使沒有孫文,1900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,依然是風雲際會,風起雲湧。據 歷史學者的統計,自1894到1911年之間,出現有191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,原來的「興中會」及改組後的「同盟會」,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 體而已。又據統計,自1894到1911年之間,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29次之多。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「國父領導革命,經過十次失敗,百折不撓,最 後終於推翻滿清」,顯然不把其他19次的革命放在眼裡。況且1911年的武昌之役是「共進會」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「文學社」共同策劃的,事發時,孫文並不 知情,當時他人在美國丹佛市,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。所以,中華民國的出現,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、心力的。把整個開國功勳,歸於孫文一人,顯然 不合情理。

更何況,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,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,並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(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,是零星的個人行為)。直到 1945年後,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,不幸一年四個月,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;1949年,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「中華民國」的招牌,來到這個 沒有參與中華民國建國過程的台灣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314。

中華民國憲法,不是台灣憲法。

回顧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產生的過程,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,與這部憲法的關係真是微乎其微。在這部憲法醞釀的過程中,台灣大部分的時期都不在場,不但1936年的〈五五憲章〉中有關領土的規定,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,而且國大代表選舉法中,也沒有台灣的代表。直到《中華民國憲法》即將成形的最後一刻,台灣才有17名制憲國大代表匆匆趕赴南京參加會議。但是這些代表因為是「撿戲尾」的份,簡直插不上嘴。就好像是在喜宴中,最後一道菜都上完才到場的客人,沒吃到什麼,也算是有參加喜宴了。

更遺憾的是,這17名台灣的代表,在開完會回來的兩個多月後,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,其中的兩名國大代表張七郎、林連宗,不幸死在「祖國」的槍下,另外一名 代表顏欽賢,也名列「首謀叛亂」的通緝犯名單中,飽受牢災。台灣的制憲國代竟遭此待遇,則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,似乎就更令人難以理解了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318 。

台灣的民主轉型,缺乏轉型正義,仍是換湯不換藥。

2012年,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,其實以上三個「中華民國」(如上圖示),都不到百年,原本的中華民國,只有38年即結 束,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,在台灣歷史上的定位,可以說是一個由中國流亡到台灣、殖民統治台灣、在台灣「借殼上市」的流亡政權。直到1996年台灣舉 行總統民選,殘存的中華民國已漸被台灣的民選政權取代,但是舊體制、舊思維、舊國號,仍延續使用。台灣只剩下法理上的制憲、正名,取得國際承認,便可成為 新而獨立的國家。
李筱峰,《台灣史101問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13),頁321。
(未完待續,撰於2013/09/09)


2013年11月11日 星期一

張炎憲教授專題演講-「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」

轉載source: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張炎憲教授專題演講-「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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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白色年代的盜火者》人權講堂系列講座第二場
講者 ∣ 張炎憲(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.前國史館館長)
講題 ∣ 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
時間 ∣ 2013/11/08 (五) 晚上7:00~9:00
地點 ∣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
主辦單位 ∣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


演說全程錄音檔(錄音時偶爾有受到手機電磁波干擾,敬請見諒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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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白色年代的盜火者》人權講堂系列講座第二場,由張炎憲教授主講「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」,張教授從自己為何會從事白色恐怖的調查、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、對白色恐怖的看法……等談起。



張炎憲教授說明,一開始是緣起於參與二二八的平反運動與口述訪談,他認為要追究國民黨在1945年以後統治的台灣歷史,沒有瞭解二二八,就無法瞭解這段歷史、那個世代對國民黨的看法、及上一代對台灣的感情。從1990年代開始投入二二八的口述訪談時,他陸續接觸到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,過程之中發現,一般民眾對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代的受難者時間混淆,假如單純只做二二八的口述訪談,仍然無法瞭解台灣這塊失落的區間。

張炎憲教授舉例說明廖文毅案件與鹿窟事件案例,用他豐富的感情及一貫的說故事風格,引領聽眾進入歷史的場景,浪漫的道出自己在參與過程的收穫、對人性細微的觀察,之中不忘犀利的點出不可忽略的重點:第一,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,解密兩次官方檔案,馬英九時期,至今仍未解密過檔案;檔案分存於不同機構,執行上有其複雜度與困難性;官方檔案在使用時要小心,有刑求逼供或編造的可能,最好比對當事者的紀錄或訪問。第二,國民黨有意切割台灣每個世代的傳承,切割的過程要重建,可經由口述歷史,瞭解不同世代的經驗與想法,會有助於理解台灣的歷史。

張教授指出戒嚴時期的國安法,通過政治案件不能翻案,以致到現在找不到原兇、找不到應該負責任的人、被沒收的財產拿不回來。他也思索著,頒發回復名譽證書,本質上受難者有平反嗎?白色恐怖階段可從1949年到1991年刑法100條修正來算,長期的迫害過程竟然沒有一個人需要負起政治責任?沒有人負責,就表示長久的白色恐怖沒有完全平反,意即人民沒有完全走出白色恐怖的陰霾,才會認為民主化的台灣,民主反而倒退了,這表示社會還是不健全。沒有將過去不公不義的事情真正平反,就會造成人民心中仍有警總,不敢說出心中的話,雖然好像在期待、盼望什麼,但又不敢說出口。如此,還談什麼人權立國、台灣是民主的國家?

講座的結論有三點:
1. 從自身所從事的口述訪談追究歷史真相,以瞭解上一世代人的想法、建立歷史傳承。
2. 白色恐怖的官方檔案不可靠、不可信,研究者要有此種認知。
3. 白色恐怖至今還在台灣,陰影並未脫離,有其複雜的原因;走出白色恐怖的方式,就是追究責任。


延伸閱讀:
〈人物〉蓬萊島雜誌專訪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(含重點)
張炎憲:從史料談雷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