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7月1日 星期四
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8)

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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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


懷柔擄獲多少台派菁英,中國黨的好客、熱情、多禮、迎送往來、紅包大大,一下子就可以迷倒一個鐵漢;當台灣建國的領袖,就必須具備堅定的建國信仰,方能避開誘惑。

有一天,魏參謀出現,說:「你今天要去拜見一位重要人物,必需要理髮。」不久便有一位理髮小姐進來,為我理髮修鬍子,我的皮帶和鞋帶也還給我。天暗後,魏 參謀穿著整齊地來了。一部黑色轎車在外面等著,他帶我上車,這一次我的手沒有上銬,也沒有警衛跟著。我心裡非常好奇,猜疑著到底是什麼場合呢?

當我們到離「總統府」不遠的一個辦公大樓時,魏參謀緊張地,又帶著很重要的口氣說:「你是要見警備總部政治作戰部主任寧將軍。」

寧將軍是一位非常客氣有禮的人。他開始便說:「我們很難過發生這樣的事件。這真是不幸。他們有沒有虐待你?請讓我知道。我也是大學畢業的。我原來是學農學的。你的學問比我好得多,我不能與你辯。我們只是在職務上,不得不處理這件事。」

後來,我才知道寧將軍剛剛升任這個職位,便接到我們這個案件,恰好給他一個好機會,藉以表現他的辦事才能。他似乎比較單純而誠懇,做為一個高級軍官,他實在很努力,比一般軍人好得多。早先參加多次偵訊,而不發一言的王軍官便是他的心腹,幾乎等於他的私人秘書。
彭明敏,1988,“偵訊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182-183。

王昇還感慨地說,「你不知道我們也多麼討厭那些立法委員。」談到我個人,他繼續說:「我們都認為你是一位傑出學者。我任政工幹校校長時,曾聘你去教書,就 在你被捕前幾天,政工幹校還正式通過聘請你擔任政治系主任。當我聽到你被捕時,我實在非常尷尬,連臉都紅了,我正在軍事機構中盡力提升你呢!」

有一個人提到政府歧視台灣人的問題。他直率說:「政府裡較少台灣人,這是真的。難道你不知道職位有限,甚至我們(大陸流亡來台者)自己都要彼此競爭,那裡有足夠的職位給台灣人?外省人如被台灣人取代,我們要怎樣處置他們呢?」他這麼坦白,反而使人覺得可愛。
彭明敏,1988,“偵訊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185。

後來我得知,在這段時間,為了我們的案件所組成的一個特別委員會,正在討論如何處理這個事件。這個委員會,包括警備總部司令、國民黨秘書長、總統府秘書長、蔣介石的顧問陶希聖(中央日報社長)、行政院院長等。

那特別委員會所受的壓力很大。他們都知道我在學生和青年間很受歡迎,且有影響力。他們想利用我來避免激烈的反政府行動,也不願把我塑造成一個比現在更受尊 敬的殉道英雄。他們似乎無法了解像我這樣有良好地位,又常受優惠的人,為什麼竟然變得這麼不滿現狀。在他們的世界裡,一切關係基於個人的忠誠或仇恨,並無 餘地允許個人奉獻於抽象的理想,如民主或人權。他們也非常關切國際的,尤其美國的輿論。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支持使他們能夠維持權力,而海外的台灣人則在努力 要就國民黨獨裁的不公正,喚起世界的注意。
彭明敏,1988,“偵訊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187-188。

講真話,凡是令阿石顏面無光,可能危及蔣家政權或中國黨的台派異議者,皆必須通通抓起來,當時的彭明敏,是世界名人具有國際關係的優勢,中國黨對他的手段,還真的比較客氣。

其後六星期,我等著正式的起訴。依照監獄規則,未正式起訴以前,不准寫信或收受信件,不許接見家人,也不得聘請律師。我唯一能做的,便是觀察周圍監獄生活 的景象了,如今,我能從新的層面去了解許多監獄的特性。這些監獄的恐怖使得台灣人屈服。「民主」或「人權」,對一般人來說,不過是抽象的概念,而監獄的嚴 厲則是具體而切身的。

我被關的房間,原來是做為病房的。聽說雷震和蘇東啟也曾關在此房。犯人必須自己購買所需日用品,如牙刷、肥皂、筷子、洗臉盆,衛生紙、飯碗等,也可以買到 筆紙。從我們的房間,可以看到監獄操場。每房的犯人被允許輪流在操場放封十分鐘,一星期四次。但是當其他犯人被允許在那裡放封時,所有面向操場的窗戶都要 關閉,以免犯人暗通信息。
彭明敏,1988,“軍事監獄和審判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192-193。

最使人寒慄的,便是目睹被判死刑的犯人。依中國傳統,犯人一被判死刑,即在法庭就將腳鐐焊接在犯人腳踝上,一直到執行死刑之前才除去。我們常看到被判死刑的犯人在監獄操場走動,那在窗外鎯鐺響的腳鐐聲音,實在令人心痛。

全台灣都知道廖文毅的嫂嫂的故事。她關在我們隔壁囚房,年已過七十,又有高血壓。她的兒子則被判死刑,帶上腳鐐,一週四次在監獄操場來回走動,他母親從窗戶可以看到。直到廖文毅決定放棄台灣獨立運動,從東京回到台灣,他的嫂嫂母子才被釋放。
彭明敏,1988,“軍事監獄和審判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194。

我的家人決定請梁肅戎當我的律師。他是國民黨黨員,屬於所謂「開明派」,東北人,於一九四七年在大陸被選為立法委員,與我差不多同齡,曾在日本留學,雄心 勃勃,與國民黨內要員私交不錯。我的家人並沒有什麼幻想,因為梁曾經也是「自由中國」雜誌社雷震的律師,而雷震終被判徒刑十年,那時還在服刑中。雷震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企圖與台灣人合作組織反對黨。

梁肅戎因我的家人選僱他做我的律師,非常驚喜,立刻去報告國民黨,與他們商量。他對他們強調,像我這樣的台灣人願僱用大陸人來辯護政治案件,是一個很好的 徵兆。也告訴他們,他千萬要接受這個案件,如此可以成為台灣人與國民黨之間的橋樑。但我知道他也格外小心,避免去招惹已下令起訴的蔣介石的憤怒。
彭明敏,1988,“軍事監獄和審判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196-197。

台灣人若是受到政治迫害,就必須仰仗外國人來救助,過去如此,現在也一樣。

彭明敏被抓,外來的援救是唯一的希望,美國與日本雖是民主大國,迫於中國的關係,反而會虎頭蛇尾,歐洲民主國有國家的堅持,相對於中國的強加干預,往往會不假顏色的拒絕,亦突顯中國黨「政治迫害」的真相。

講到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的核心價值,美日對政治犯的協助,並不積極,這也是商業利益與戰略手段,形成的畸異現象。


我被捕以前,曾在英文「讀者文摘」中,看到一篇有關「國際特赦組織」的文章,它是一非政治團體,承擔營救世界各地政治犯的困難工作。令我很驚訝的,我在獄 中竟收到一封凱琳.葛威爾夫人(Karin Gawell)寄來的明信片,她是「國際特赦組織」瑞典分會的會員。顯然有人向該組織報告我們的案件。
彭明敏,1988,“軍事監獄和審判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03。

有一名年輕的軍校學生,因捲入與吳俊輝同一案件而被捕,因受銬問而左手殘廢,總是得用繃帶包著。他的一些同伴已被槍斃,他的其他兩個兄弟也被逮捕,其中之 一在衛兵看守下由台南押送台北途中,「因企圖逃亡,由火車上摔下死亡」,另一個則關在與我同一看守所內,已經兩年多了,仍在等候審判。他已神經失常而被綁 著,時常整夜尖叫大罵,把大家吵醒。好幾個月以後,不見了。

另一中國籍犯人,在偵查期間,精神錯亂,不斷以頭撞壁,企圖自殺。他有時在晚上被帶到我隔壁的第三號病房,用鎖鏈綁在床上,他沒有尖叫,但我可以聽到他掙扎著要毀滅自已的聲音。
彭明敏,1988,“軍事監獄和審判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04。

魏和謝冒著受報復的危險,大膽批評監獄行政。謝著手控告我們在旅館被捕時毆打他的警察。兩個人並控告在偵查期間虐待他們的調查員。他們的控訴書,由監獄辦公室,轉到上面,警備總部也派人來調查,但是沒有結果。魏總是為了信件檢查,與獄官爭吵。有一次,他寄給家人的信件被檢查的獄官更改,他即著手控告他們,理由是他們可以削除文字,可以退還信件,甚至可以丟棄信件,但無權更改信件內容。這 使得那個姓謝的副所長,大為光火。有一天我剛在操場來回走動放封,看到謝某跑到魏的門口,隔著鐵柵,與魏講話。不久,兩個人聲音愈來愈高,大吵起來。謝某 大罵魏「你這個叛徒!」魏則回敬說:「你這隻豬,國民黨的走狗!」我有點驚慌,向魏叫道:「算了,算了,講了有什麼用。」我害怕魏會遭到報復,但是幸好沒 有什麼事發生。他們仍小心對待我們,我們案件顯然也在慎重處理,但是對於我們的上訴,仍無下文。
彭明敏,1988,“軍事監獄和審判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205-206。

(未完待續,撰於2010/02/1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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