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7月6日 星期二
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11) - END

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

*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


歐洲人並不太相信美國政府,他們認為美國政府的作法,霸道又功利、自私又粗魯,但是美國人的生活價值觀,卻受到欽佩。

由移民凝聚而成立的新興國家,為了能夠和平相處,對於自由、民主、人權的共識,不會動搖。


我一直寄宿在伯納家裡,一切都很舒適愉快,但是不是就這樣在瑞典永住下去?我猶豫難決。

瑞典是高度的福利國家,當局對我的生活和工作,相當關心。不久,接到通知,我被任命為人類博物館的正式研究員,待遇也算不錯。在這個美麗、人情又濃的國度 裡,定居下來,安心工作,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引誘。可是海外台灣人,尤其在北美洲和日本的,強烈要求我應盡早想辦法,移居北美或日本,因為那裡台灣人最多, 台灣人運動也因我來到海外而急速發展起來。

在我內心的奧底,無可否認,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,使我深深感覺,我實在有義務為了台灣和台灣人的將來,盡一點力量。對於大多數台灣人來說,我在這「天涯海角」的瑞典,安逸久居,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。

還有語言也是一個問題。雖然瑞典人大多能講流利的英、法或德語,我到達以後,不論要做什麼事情,未曾遇到任何不方便,但是如果我決定久留,還是要學會瑞典語,這在時間、精力和心理上,對我將是相當的負荷。

所以,我決定探究到北美的可能性。
彭明敏,1988,“從美國看台灣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263-264。

在其後接著的長久通信中,我對於密西根一直對我有興趣,願意給我研究的機會,表示感激。密大的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穆爾飛(Rhoads Murphey)教授也加入通信來往,最後決定,我的聘書由密大法學院和中國研究中心共同發出,法學院提供研究室,中國研究中心則成為我的研究基地,我的 研究題目將是國民黨佔領下台灣的現行法律制度。

密西根大學問我能否自一九七○年四月開始工作。那時已是二月,而有許多手續要辦,包括申請美國簽證等。

當我的瑞典朋友們知道我打算到美國時,他們都極力反對。從瑞典人的觀點看,我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。歐洲報紙每日載滿著美國城巿裡的暴力、法律和秩序的崩 潰。他們認為我此時到美國是等於要自殺了,國民黨能容易計劃把我暗殺。我在與美國的通信中提出這個問題,也向前來訪問我的美國記者們詢問。他們卻都認為在 美國許多城市裡街頭暴力雖是個嚴重問題,國民黨如想傷害我,則愚不可及,因為國際輿論的指責將會嚴重損害國民黨的名聲,甚至可能成為致命傷。
彭明敏,1988,“從美國看台灣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65。

中國黨的價值,在於「人治」,凡事須秉持上意、緊跟主流派、看人辦事,是生存原則。

忠於主子,比忠於國家,或是人民重要,此種帝制思想,中共與台灣中國黨一脈傳承,只要掌權執政就是要扮皇帝。


中國傳統觀念的「罪及九族」,起了作用。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自從創辦以來,一直由我姐姐擔任校長。自我被釋放以後,當局便開始加以壓力,要強迫我姐姐辭職。可 是該校董事會,不管董事長蔡培火與國民黨的勾結,一直抗拒這種壓力。但是如今我逃離台灣,國民黨的態度,蠻橫起來。董事會接到通知,如果我姐姐不自動辭 職,教育部將直接干預,命令解散董事會。國民黨有人告訴我姐姐,勸她自動辭職,暗示廖文毅的例子:他的嫂嫂被判十二年徒刑,她的兒子則被判死刑,直到廖放 棄在日本的政治活動,回到台灣接受等於俘虜一般的生活時為止。

這樣的暗示已夠清楚了。主辦該校的長老教會提早召開總會,於一九七○年十二月,接受了我姐姐的辭職,但拒絕當局的要求以「無能」做為理由。

同時,有位遠房堂兄的太太,她一向喜愛到國外旅行,忽然接到通知,她的護照已被吊銷,從此不准再出境了。
彭明敏,1988,“從美國看台灣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68。

如果揚棄一切「虛構」和「神話」,認真尋求 台灣問題的真正解決,有一些基本要點必須考慮到:第一,就美國而言,如果它認為可以永久維持軍事基地在台灣,那是不切實際的;第二,就中國而言,如果它以 為可以併吞台灣,那是不切實際的;第三,就國民黨而言,如果它以為可以永遠在台灣實行極權統治,那是愚不可及的;第四,就台灣居民而言,因為台灣的政治地 理關係,如果他們以為可在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之下生存下去,那是不切實際而且愚昧的;第五,對於台灣人民來說,要無視他們獨特的歷史以及其所產生的民族特 性和認同,並否認他們自治和由本身來決定自己命運的願望,是極不公平的。這種願望是自然、天性、正當的。在討論台灣問題的解決辦法時,必須接受一個基本前 提,即:除了台灣人以外,沒有人能代表台灣人發言;無人有權指令他們應歸屬於何處或何人;沒有人有權要求他們接受某一外來勢力的解放,因為真正的解放只能 來自有關人民本身。

真正解決台灣問題,應由台灣人自己來探求,也就是說,台灣人應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、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。

彭明敏,1988,“從美國看台灣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280-281。

當我旅行各地的時候,國民黨特務的反應,都有些共同的型態,不論在麻州,密西根州、加州,威斯康辛州,俄亥俄州或加拿大。顯然,他們以為散發一連串的譭謗傳單,形容我為「共產黨徒」、「失意政客」、「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」、「日本走狗」,這樣就能毀滅我。紐約一中文報紙,好幾天連載有關的專文,幾乎描寫我成為強姦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大壞蛋。

每當公佈我將在某地出現,國民黨特務便事先散發這類傳單,接著是動員該地中國留學生。國民黨領事和其他代表會邀請中國留學生吃飯,會中說明我的「叛國劣跡」,鼓勵學生抗議我的出現,其方法包括舉牌遊行、騷擾會場、打斷討論等。在每次場合,都有中國學生提出相同的問題來問我,使我感覺這些騷擾計畫缺乏創造性、不富於想像力。他們所問的,千篇一律,有的簡直莫名奇妙:「你說台灣沒有自由,那麼,你怎麼能夠逃離?」我的回答是「如果有人設法逃出了監獄,這並不表示監獄裡存有自由或民主,恐怕只是證明逃出的人比看守的人,較聰明而已。」聽眾總是會大笑起來。

當獲悉這些中國學生,每一質問可以從國民黨得到四十美金的報酬時,我並未感覺驚訝。
彭明敏,1988,“從美國看台灣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284-285。

有一天,我在紐約應邀參加一個教會組織主辦的午餐座談會。主辦者太晚才很尷尬地發覺,國民黨駐聯合國大使也接受了這個邀請。我們相見了,握了手,但是那次 午餐對於該大使來說,是個極難堪的場合。他對於直接的問題,避而不給直接的回答,寧願漫談些什麼「共產黨的罪惡」、「自由世界與奴役世界」等。主持者頗不 客氣地想要迫他談得較具體,並討論台灣問題,但是沒有成功,他還是不肯談論正題。

不久以後,「國際人權聯盟」(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of Man)的幾位著名幹部,想要與國民黨駐聯合國代表團官員約會,但是反應非常冷淡,因為國民黨官員一聽到「人權」兩字就覺得滿身不舒服, 而且也不清楚這個約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;他們一再拖延之後,終於不得不接見「人權同盟」的三位代表。這三位代表便正式要求國民黨代表團向台北當局轉達一項 請求,即,基於人道的立場,准許我的家人出境,讓他們到海外與我團聚。接待他們的國民黨官員粗暴而憤怒地回答:「彭是個罪犯,他遺棄了他的家人,違反中國 倫理道德!」這激怒了訪問者之一,他反駁說:「難道拆散人家的家庭就沒有違背中國倫理道德嗎?」這個請求未受理會。
彭明敏,1988,“從美國看台灣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288-289。

國民黨一向煞費心機要摧毀台灣人的意識。最 近幾年,要離開台灣的每一個留學生都受到警告,不得在國外參加任何台灣人的組織團體。他們被告以應該參加「中國人」的團體。儘管如此,在較大的校園都有台 灣人的社團組織,而這些團體的負責人或幹部都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。另一方面,卻有許多中國人的團體以中國某特定地區作為基礎,例如同鄉會等,而它們並不 受敵視;只有台灣人社團為國民黨所禁止。
彭明敏,1988,“從美國看台灣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91。

後言:
台灣人,不可把日治時代日本人的思想,套在中國黨身上,自古以來,中國軍隊專門用來鞏固政權、製造內鬥、打打殺殺、分分合合,皆是「地盤的爭奪戰」,合作是為了互相利用,分離對峙是因為「利益擺不平」。

中國黨成立一個國家,不會服務人民,而先佔有土地,再利用土地上的人民,來服務執政者,而自古以來,執政者不是封建世襲,就是黑金流氓,而大地主因供品繳 保護費之故,會變身為地方首長。現在談民主選舉,這種毒素還是存在於中國黨的DNA,利用選舉的制度,種種利益交換,加上地方角頭的威嚇,於台灣人苟安求 和的情境中,就可以得到高票當選的好運道。

絕大多數的台人,還是無法抹去228大屠殺與白色恐怖的陰影,阿扁8年總統任內,有其功勞,新的年輕力量會崛起,中國黨之硬是收押阿扁,事出有因。

(全文完,撰於2010/02/19)

相關閱讀:
《自由的滋味》全書電子檔
逃亡-我的讀書心得
台灣人民須自救

延伸閱讀: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10)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9)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8)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7)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6)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5)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4)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3)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2)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1)
楊緒東專欄
Hsutung's BLOG

沒有留言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