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7月5日 星期一

自由的滋味──我讀我見(10)

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

(photo source: 台灣解嚴20週年 彭明敏教授於歐洲議會紀念典禮

*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


台派不瞭解中國黨,乃是無所不在的蟑螂,往往一廂情願的主觀認為沒有事情,反正光明正大又沒犯法,不會怎樣。

其實,中國黨要修理您這個人,不必等您犯法,就可運用栽贓、抹黑手法,要您有罪,就會有罪。


一個事實,完全明白了。陳光英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特務線民,他不但利用吳文就打進我們圈子裡來,還費盡心機,以史明、介紹信、廣播器、台獨刊物、日幣等 等,設上圈套,為調查局製造理由,可以把我幹掉。吳文就和其數十名朋友們所以被捕,完全因為陳光英向調查局打報告。後來,這些朋友們受軍事審判,被判重刑 時,陳光英還公開出庭,為調查局作證呢。
彭明敏,1988,“監視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31。

很久以後,我才知道,調查局辦理我案件的人員,終於正式向上面簽呈,要求將我槍斃,然後,釋放所有被捕的我的朋友們。可是,這個建議並未得到高層的批准。

一天,有一位很大膽的美國朋友來看我。任何外國人在我家附近出現,總會使特務們大肆緊張。這個美國人一從我家出去,即時受到特務們跟蹤。於是,他便大跑起來,特務們想要捉住他,趕不上他了。

在這時候,又發生一個插曲。中央研究院主辦一個社會科學的會議,十多個美國學者也應邀參加。會議日期接近時,監視我的特務們,變得非常不安。他們害怕我設 法與美國學者見面,或者美國人想辦法來看我。甚至普通警察也奉命嚴密監視我。在會議期間,王淦每日都來拜訪我,以確保我一直都在家裡。有一天,他告訴我, 美國大使館打算宴請與會的學者,而調查局知道我將也會受到邀請。他堅決勸我不要接受。可是,其實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。
彭明敏,1988,“監視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33。

無法收買就打死他,中國黨有殺人組織,訓練武林高手,平時有如常人,一旦接到指令,殺人封喉、乾乾淨淨、毫無線索,這些殺手不單單對付台灣人,亦殺害政敵,幾次大案未破,事出有因。

江南案,是因為涉及美國人的人權,美國人譁然,方能「破案」?


我還有些朋友與特務組織有私底下的聯繫,他們警告我,現在我已非常的不安全,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;逮捕或「意外事故」,想要把我除掉的人,都會設計出來。 我聽說安全單位已經決定,台灣如果發生動亂,有三個人要立刻毀滅,一個是台北市長高玉樹,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,第三個便是我。我們三人,在安全機關檔案中 提到時,是用特別記號的,即三個同心圓。
彭明敏,1988,“逃到瑞典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37。

於此,第一步驟便是要寫信給那個非凡的組織,國際特赦協會。我有些朋友曾長期幫助我,將信件帶出島外,也從島外帶進來給我。在他們幫忙之下,我寫了一封短 箋到斯德哥爾摩(Stockholm),請他們能否將我的案件告訴瑞典政府,問如果我突然在瑞典港口或機場出現,身上沒有護照和簽證,能否得到政治庇護。

一九六九年二月,我得到肯定的答覆。有些朋友勸我立刻離開,因為他們深深關切我的安危。可是,那是不可能的。太多的細節需要安排,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 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。我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。所有信件的寄收,必須在東京、香港、美國或歐洲,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灣時才能託他帶出或帶 入。我需要在台灣與瑞典中間幾個接頭站,找出既可靠又肯幫助的人。還有經濟問題也必須解決。我必須安排好一筆款項,在中途以及到了瑞典之後,做為費用。
彭明敏,1988,“逃到瑞典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239-240。

因知道我的房屋將會被徹底搜查,我開始整理文件,燒掉大部份,我的妻子、兒女似乎覺得這幾星期來我的行動相當奇怪,尤其兒子頗起疑心,但沒有說什麼。我花了許多時間,伏案寫遺囑給我妻子兒女、母親和其他親屬。另外,我 還寫了一篇聲明,解釋我決心離開台灣的理由,蔣介石以慈悲姿態特赦了我,但是我於出獄以後的遭遇,卻使我日子無法再繼續下去。所有我的朋友和同僚卻因為我 的關係,都有危險。如果我被捕,以任何手段從我榨取得到的「自白」或任何所謂我親寫的文件,我在那份聲明中,事先予以否認。這份聲明將秘密存放於台灣,其 副本三份則先送到香港、日本和美國,萬一我逃亡失敗,便將之公佈。我從少年時代一直保存起來的日記也全部燒掉了。
彭明敏,1988,“逃到瑞典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241-242。

最後一天到了。我打算半夜以後離開我家,要佯裝冷冷靜靜,若無其事,非常困難,我的兒子向他母親提醒我的動靜相當古怪,但是她避開了這些問題。當我的兒 子、女兒準備就寢的時候,我把他們叫過來,量一量他們的身高,他們覺得很迷惑。當我向他們道晚安時,其實我自己心裡卻在說「何時再見?」了。
彭明敏,1988,“逃到瑞典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43。

大約半夜十二點半,正月黑夜時,我抵達斯德哥爾摩。那天恰是那年最冷的一天。瑞典官員已獲通知我將會抵達,身上沒有任何旅行文件。氣溫是零下廿五度。有三 對瑞典夫婦來迎接我,帶來了毛衣、長筒靴、手套、圍巾和皮帽。他們堅持要我當場將這些東西全部穿戴起來。我看起來一定很古怪可笑。我們便到一辦公室逗留約 十分鐘,警察只是簡單記下我的姓名,然後很有禮貌地要求我隔天再回去辦理手續。我千真萬確進入另一種世界了。

這些瑞典的新朋友們都非常仁慈。他們都是國際特赦協會很活躍的會員。他們知道我將要離開台灣的大概時間,所以直到接到我的電話以前,都非常擔心和緊張。他 們知道這幾天在每一個政治逃亡者的生命中,是最緊要的一刻。後來聽說,那天來迎接我的朋友之一,隔天一早便接到另一位也是國際特赦協會會員的電話。當被問 道「他怎麼樣?他看起來如何?」時,她答道:「他看起來糟透了!」顯然,我的化裝和鬍子給我一個最不引人的模樣。

他們用車把我運到一對夫婦家裡。他們非常熱誠地歡迎我,雖然那時已經清晨二點半了。在我的小房間裡有一束鮮花,又有卡片寫說「歡迎到瑞典」。我洗了澡,跌 入床裡,精疲力竭。可是,即使如此,在我入睡以前,腦海裡清楚地浮顯著二個不同世界的強烈對比,一個是這個文明世界,另一個是我剛逃出的那個充滿恐怖和醜 惡的政治世界。
彭明敏,1988,“逃到瑞典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p.247-248。

當局知道我逃亡後,立刻拘押我的太太、兒女和其他親屬。我的大哥在高雄被捕,以飛機押送台北受詢問。他們都受到廿四小時的疲勞審問,被釋放以前又受警告不得透露這場遭遇。他們都對這種嚴厲審問,表現得很堅強。
彭明敏,1988,“逃到瑞典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50。

那時我還不知道華府的反應如何,但是我知道日本並無政治庇護的觀念,通常對這類問題非常冷淡。我聽到日本政府將我的問題提到內閣階層去討論,最後決定要與 國民黨合作。剛在那時,日本與國民黨有一個爭執。佐藤內閣正受到國內很大壓力,要迅速擴展與中共的貿易,同時,日本卻在台灣有巨額投資,其與台灣的貿易也 獲利極大。國民黨則不斷對於日本與中共的貿易來往,提出抗議。我的案件,剛好給日本政府提供一個好機會,不花代價而能多少安撫國民黨。日本政府裡面似乎沒 有人對於這類案子所包含的人道問題,感覺任何興趣。事實上,在日本已有前例,亡命在日本的台灣人被引渡給國民黨,成為無情的政治經濟交易中的犧牲品。

駐在斯德哥爾摩的日本大使,接獲指示,要探知我下一站計劃到那裡去。結果弄得自己貽笑大方。顯然,他們以為我會想設法潛入日本。於此,日本大使曾親訪瑞典 移民局長,而被告以瑞典不清楚我的未來動向,也不管此事。其後,日本大使又派秘書到移民局,明白表示日本不會允許我入國。我根本不打算到日本去,所以這已 夠可笑,而使得事情更加離譜的是日本大使又正式向瑞典政府提出要求,防止我到日本去。驚訝的瑞典官員只有指出,防止我進入日本,是日本政府的事,不是瑞典政府的責任,更何況,瑞典既無義務,也無權利指令我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。
彭明敏,1988,“逃到瑞典",《自由的滋味-彭明敏回憶錄》,前衛,台北市,p.254。

(未完待續,撰於2010/02/1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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